我们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
相应地，也会压缩公民的权利范围。正如美国布兰代斯大法官所指出的：应坚信理性的力量会贯穿公共讨论，同时竭力避免人们在法律强制之下的沉默。
因为其规定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列举的三类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加概括、更加笼统。上述法律规范构成了我国目前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在规制网络言论方面，美国宪法学者劳伦斯·莱斯格经过研究发现，有四种手段都可以对网络言论起到规制作用，这四种手段分别是法律、道德准则、市场和架构。目前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规范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互联网络域名、国际联网安全保护。而网络舆论则从公民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计算方法不科学两个方面来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本身存在问题，因而认为专家以此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在美国，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讯内容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后该法因过于宽泛地对网络言论进行限制而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无效[11]。三、完善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应遵循的原则（一）必要性原则本文此处所言必要性原则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互联网立法要有必要，避免出台不必要的立法。而征税与用税则为一体之两面，税收法定与用税法定二者并行不悖不可偏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多元产权的格局已经形成。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3、纳税人尚未实现对征税与用税的控制。
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国家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提供例如公路、桥梁、公正廉洁的司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经济事务、赢利事业则交由私人来进行，国家不与民争利。
事实上，税收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内涵极为丰富，德国公法学者Friauf曾深刻的指出，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税收国家。[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季卫东教授曾指出，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
税收国家的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于税收，财政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政府施政不以财政赢余为目标，政府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
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其实，判断税收国家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中立的，包括经济上不参与市场竞争，不干预微观市场，司法上独立等等。
另外，这种藏富于官而非藏富于民的结果是，民间特别是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低下，扩大内需缺乏后劲。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公共服务，双方各有法定的、稳定的税源来支持，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由中央通过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以期实现全国范围内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纳税问题上，是否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等税收核心要素的决定和变动等等，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决定。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中央政府默许地方卖地，我国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体制事实上造成了土地产权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交易市场而纷纷逐利，某种意义上都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各地政府热衷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新农村建设往往演变为强迫农民上楼。
当前，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已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从数字上看历年均占90%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但实际上，与税收国家所采取的私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我国实际上是一种兼具税收国家与企业国家特征的一种混合形态）。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有限的、可计算的、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其次，政府用税未实现法治化。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
所有权者国家控制一国范围内所有的人和财，其必然结果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一方面纳税人对国家在负担了纳税义务之外，原则上不再负担其他强制性金钱给付义务。
结语：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已充分证实了法治必然建立在税收国家之上。三是这种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经济危机风险。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
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
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
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企业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按计划安排生产，此时的社会为单位社会，个人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对国家处于高度依赖的状态，极端的结果就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税收国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原则上不拥有资产，国家不自行从事营利活动，国家任务推行所需的经费，主要依赖税收来充实。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一种生产建设型政府，国有制与行政管制使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政府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法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第二，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穷政府，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均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听命与服务于纳税人，政府施政不追求赢余，政府不会为税收超额征收及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进入专题： 税收国家 宪政 。
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投资往往是和低效、贪污、浪费联系在一起的，且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